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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董志强关于《黑天鹅》的三篇书评

2008年07月26日 发表评论 Go to comments

报忧远比报喜重要

汪丁丁

肯定是受了《黑天鹅》的刺激,因为6月份还写了一篇更长的《黑天鹅》书评,在《上海书评》创刊号发表的(见下文)。

正面的消息和负面的消息,哪一类更受欢迎?在这个世界里,由于乐观态度相对于悲观态度而言的遗传学优势,生存到今天的人类成员当中很少有人喜欢负面的甚于正面的,虽然,人类更需要的,是乐观且同时喜欢负面消息甚于正面消息的心态。与此相比,我承认我的心态很奇特,我悲观但喜欢正面消息甚于负面消息,这让我很可能属于一个最难以生存的人类的子集。

为什么负面消息的价值往往超过了正面消息呢?这需要一些关于“演化认识论”的探讨。从未知解释已知的过程,是科学知识演化的过程,也是人类在严酷生存环境内不断获得生存机会的过程。注意,演化有时“进”,有时“退”,通常我们甚至无从判断我们是正在进步还是在退步,这一点对知识论和关于统计误差的经济学尤其重要。

我喜欢波普提出的科学方法论——证伪主义(也译作“否证主义”),这一方法意味着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以“全称命题”为形式的假设,然后“小心地 ”寻求验证——胡适先生谓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例如,全程命题“每一只天鹅都是白的”,被检验了N次都成立,直到有一天,塔勒布在新著《黑天鹅》第一段里写道,直到有一天,人们在澳大利亚看到了黑天鹅,这一命题被证伪,在第N+1次观察中。科学知识以及人类知识,是以一系列可被证伪的全称命题形式的假设建构起来的,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一系列负面的(否证性的)事实接近真相的。对波普而言,这也就意味着科学的开放性和思维的批判性。

在社会科学领域,更常见的情形是同时存在许多令人信服的从而相互竞争的假设。例如,H1——当母亲教育水平上升时生育率就下降,H2——当生育控制技术普及时生育率就下降,H3——当人均收入水平上升时生育率就下降,H4——当死亡率下降时生育率就下降,H5——当家庭规模减小时生育率就下降……更复杂的情形是假设中的被解释变量(此处是生育率)对解释变量的反作用,从而构成许多可能的循环因果链条。这类情形,构成一种复杂系统。

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表明,在包含不确定性的决策过程中,我们关于收益与损失的权衡通常是在某些心理框架(心理参照系)内进行的,并且当这些框架改变时,决策往往随之改变,即所谓“框架效应”。它们之所以被称为“框架”,是因为它们的改变不会改变决策所依赖的信息。一个不是最恰当的例子是这样的:情形A,某雇主以月薪1000元长期雇佣10名工人,当他得知本地出现了许多与他的工人资历和能力相等的待业人员时,他要求这10名工人自愿减薪10%;情形B,某雇主长期雇佣10名工人,他每月支付每名工人900元工资外加100元奖金。当他得知本地出现了许多与他的工人资历和能力相等的待业人员时,他取消了受雇工人的奖金。在样本超过200个的问卷调查中,大部分受试者认为情形A的不公平程度不可接受,同时,大部分受试者认为情形B的不公平程度是可接受的。

我们的决策框架通常是长期演化形成的,它们的功能是帮助我们迅速计算损益。实验表明,假如这些框架改变为另外的框架,受试者们计算损益的时间将会显著延长,因为信息在改变了的框架内的可达性显著降低。换句话说,那些不采用这些框架的人,很可能早已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了。所以,我们日常行为的绝大部分都不需要有意识的理性计算。哈耶克认为,这些日常行为主要依赖于无意识的确信系统。这就是框架的作用,由它们提供的最具可达性的关于环境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形成一些无意识确信系统,由此而有“预期”——对即将发生的最可能事件的期待。

凡是违背预期的事件,从统计学角度看,就是负面的。这些负面事件否证我们头脑里长期的或无意识的确信而形成的预期,迫使我们修正自己的行为甚至迫使我们通过学习不同的权衡方式从而修正既有的决策框架。例如,若前述问卷涉及的情形A成为市场经济企业行为的通例,则长期而言,受试者或将普遍接受A所蕴含的不公平程度。

但我们天性懒惰,务求思维和行动之省力,凡违背预期的事件,我们都认为很麻烦。这一点,在官僚化的决策体系内尤其明显。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官僚化的决策体系,不喜欢负面信息,因为这会增加许多麻烦,有时是激烈的麻烦。

负面信息不让我们喜爱,却是我们的理性不能够排斥的。事实上,人类历史总是由一些负面信息推动的。假如一切信息都是正面的,那么,凡已经确立的信念就根本不可能被修正,于是社会根本不可能有所变化,历史从而是死的,它应停滞在它的开端处。

报忧远比报喜重要,因为“忧”包含的,是负面信息,它使我们紧张不安并且准备修正早已确立的信念,从而它推动历史前进,尤其是当我们所处的系统被我们称为复杂系统的时候。

 

演化——不确定性与创造

汪丁丁

      要读懂塔勒布最近的两部畅销书,《随机致富的傻瓜》和《黑天鹅》,稍许知道一些演化理论,是必要的,但不充分。

先说为什么“不充分”。这位作者在华尔街做证券交易,但他的交易方式与众不同,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述就是经常损失小额金钱,为了要从无法预测的灾难获取巨额金钱——例如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2001年的“911”、以及最近发生的“次贷危机”。这一策略成功了若干次,获利丰厚,让他能够每日坐在咖啡馆里读书和写作。从他的作品里,我知道他读书和阅历都极广。童年和青年时期,他随父母在欧洲生活,遍览西方经典。世家子弟,祖父做过黎巴嫩的国防部长和总理。他的文字,在目睹祖国大半世纪的战乱之后,有了饱经沧桑的小苏格拉底学派的格调。黎巴嫩,两千年前已经做过世界霸主,中国以外古代三大文明和当代两大宗教的交汇之处,那儿的世家子弟在巴黎、伦敦、维也纳读书,相当于把自家扔出去的书给捡回来。与此相比,眼下在西方的大学里求学的人,多数是专才而非通才。这肯定是西方教育制度的严重问题,当然也是我们自己教育制度的严重或更严重的问题。假如小时候缺乏通才教育,在大学里未经反省就被人家全心全意地培养为单纯的专才,我认为,你很惨。假如你恰好还在数学和金融学领域,我劝你读塔勒布的书,否则你怎么知道你很惨呢?

总而言之,一位作者,来自黎巴嫩那样的城市,有了如上所说的身世与经历,他写的书,就算是畅销书,很通俗,但其中的深意,未必是浮华世界的大众轻易能够理解的,尤其不能靠了他所提及的那些知识就读懂他提及而不予详述的深意。

其次,也是这篇书评的主旨,我要介绍演化理论——我认为这是读懂塔勒布这两部作品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我要探讨演化社会理论的两项根本的性质,其一与演化环境所含的“不确定性”有关,其二与生命为应付环境不确定性而迸发的“创造”有关。省力的办法,我可以列举一些专门论述这两性质的著作或术语,例如柏格森和怀特海的“发生哲学”,霍兰德的《涌现》,埃克尔斯的《脑的演化:意识的发生》,当然还有收入《哈耶克文选》的“复杂现象论”。费力的办法,当然就是继续写这篇书评。我费力,读者也费力。

艾智仁,这个名字出自他的学生张五常,港台报章常有直译为“埃尔西安”或“阿尔仙”的,不如“智仁”令人印象深刻。艾智仁的名篇之一,……啰嗦几句,那时候的学者不喜发表论文。如欧洲学院派的样子,他们在自己的学术小圈子里勤于思辨与讨论,但只在迫不得已时才将平日论辩所得的看法节略发表,呈现为 “不屑一顾”的姿态——不是为了要表现出这样的姿态,只因为那时学术的规模不像如今这样庞大,当然也就不会像养鸡场生产鸡蛋那样生产学术文章。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通信,确实是科学家们私人信札的延伸,其中的报道,以“有趣”为标准。艾智仁文章很少,他借以发表文章的那些刊物似乎也未经挑选,但篇篇都重要。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发表于1950年,“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发表后几乎立刻被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拿来作了为“经济学理性”假设辩护的最坚硬的盾牌。注意,有不同的理性。此处,是“经济学理性”。

其实,这篇文章很长,它的重要论点之一,确实可以当作经济学家为理性假设辩护的依据,虽然需要修正,不过它的其它重要论点与这一辩护关系不大,反而有要颠覆这一辩护的架势。

让我转述一个艾智仁讲的故事,以中国人熟悉的城市为例。假设一群数目足够大的旅行者,从广州驾车出行,目的地是北京,假设有许多不同路线由广州至北京,假设在这许多不同路线中,只有一条路线是有加油站的,但出发时没有人知道哪条路线有加油站。我们这群经济学家,在北京,要观察到半途“灭火”的驾车者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观察到那些幸运地遇到了加油站的驾车者。由此,艾智仁论证:(1)经济学家不妨假设,在“物竞天择”的演化过程中,那些生存下来并被我们观察到的驾车者,“好像是理性的”(as-if rational),因为他们“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线;(2)于是我们可以侃侃而谈,论证我们观察到的驾车者们如何具备了“决断力”或“高瞻远瞩的眼界”或“坚忍不拔的性格”等等;(3)但是,艾智仁接着假设,上帝突然改变了加油站的分布图以致原来有加油站的路线现在没有加油站了。那么,我们在北京观察到并加以论证的驾车者们的性格、远见、理性能力,会突然之间变得毫不相关。另一批经济学家会提出另外的理性化模型,试图解释新来的优胜者们“何以成功地从广州抵达北京”,其中可以有许多新的“统计显著的”细节,例如,他们可能喜欢沿城市而不是沿乡村旅行,他们可能保持着某种独特的个人习惯,他们的情商显著高于失败者,他们……。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上帝掷骰子的另一次结果。

基于上述,艾智仁的结论之一是:经济学家可能做的事情是指出,基于他们的观察,当世界从X改变为Y时,对应地,优胜者的行为模式将从A改变为B。换句话说,假设世界的各种可能状态的集合W,假设人类的各种可能的行为模式的集合Z,则人类可能获得的理性解释是从W到Z的一些映射F,或从Z到W的一些映射G。作为对比,政治家们的意图是要借助于Z之内的一些元素来实现W之内的一些元素。所以,政治经济学家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告诉政治家们,他们的何种意图,由于F或G的作用,将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类几乎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情之一,就是预测未来的历史进程。首先,按照塔勒布的定义,“历史”是事后有影响的事件的集合。事后的影响,当然要包括对人类的思想影响——这是波普的看法,据此,他写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观念可以改变行为,于是人类历史不可能被事前严格地决定。所以,假如有人打算用一组微分方程刻画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并向你推销未来必定发生的某些事件的“利空”或“利好”消息,切莫轻信。波普和哈耶克相信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非严格决定论”——未来不能被严格地预测但不是完全地不可预测。

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严格预测未来的诸多因素之一,脑科学家埃克尔斯论证,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的不确定性。意识是怎样发生的?埃克尔斯认为,意识发生之不确定性,完全在于脑内数百亿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这些相互作用的关键环节——“突触间隙”(synapses),这是发生在大约10 纳米左右的距离(间隙)之内的事情,这样小的尺度,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应用范围。所以,不论未来可能出现功能多么强大的观察手段和计算机,人类不可能准确测量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数百亿突触间隙之内的事情。观念的发生是不可预期的,观念对未来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可预期的。生物演化越是处于观念对行为的影响超过了环境对行为的影响的阶段,对未来演化路径的准确预测就越是不可能。

可预测的未来,就我们人类可怜的认知能力与理性能力而言,是连续的,或者,是服从“连续性假设”的未来。我们不能预测的未来,是不连续的,或者是“突变”的。

连续的历史当然也可以有不确定性,严格地说,是“风险”(risk)——可以用诸如“高斯分布”这样的概率模型来预测。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 ”(uncertainty),今天我们称为“模糊性”(ambiguity),它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它不会重复发生。凯莫罗和许明2004年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脑科学实验表明,对于模糊性事件,不仅难以界定客观概率,而且难以界定主观概率——因为不满足“规范性”和“可加性”。

塔勒布试图让读者相信,世界历史原本就是由一系列突变事件驱动的。你可以将信将疑,不过,你难以摆脱这一看法所包含的历史直觉。历史,假如总是连续的,就必定能够被历史人物们准确预测,于是一切将要发生的事件都在计划之内,一切可能的计划,在社会博弈过程中迟早可以达到均衡。我们知道,均衡意味着“ 不动点”的存在性,后者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张东荪曾介绍柏格森“创化论”,并提出他自己的认识论。台湾有一位学者曾论证,张东荪的认识论超越了金岳霖的认识论。我手边有一部原版的张东荪著作,翻开脆黄的书页,我曾读过他的“突创”概念——相当于今天的“涌现”与“创造”之合取。不论如何,由于未来之不可预测性来源于突变而不是渐变,我们的好奇心和理性化倾向让我们简直无法不关注“突变”(或“突创”)。

关于突变,著名的“幂律”告诉我们:越是意义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概率越小,并且如果我们将一切有意义的事件按照它们的重要性从大到小排序,同时将它们发生的可能性从小到大排序,又如果这两排序都有它们的以10为底的对数坐标,那么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是一条向右上角倾斜的直线,这条直线的斜率取决于被观察的事件的类别。例如,互联网站的“人气”,以某一方式测度,可从大到小排序,那么,根据某些研究(参阅《预知社会》),这一幂律的直线有一固定斜率,设为S。如果S是3,就意味着,从1000个每日点击率在500以下的网站,大约涌现出1个点击率在5000左右的网站。类似地,从1000个每日点击率在 5000左右的网站,大约涌现出每日点击率在5万左右的网站。或者,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地震事件,那么,我们不妨预期,从每100次三级地震中可能涌现出1 次四级地震,从每100次四级地震中可能涌现出1次五级地震,……从每100次六级地震中可能涌现出1次七级地震。又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原创性的观念,我们不妨预期,从100个意义较小的新观念里,或许有1个意义较大的新观念,而且每100个意义较大的新观念里,或许涌现出1个意义重大的新观念。

其实,上述的原理也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根据。历史是一系列的断层(突变),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断层里的人可以由保存至今的人类思想和行为模式去推测以前断层里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既然是断层,就意味着知识传统的隔绝。你必须摆脱今天的传统,另寻其它传统,否则你无从知晓当代断层之前断层里的主流知识。在既有传统之内的一切观念都不是新观念,故而不能运用幂律。你必须创造,而且必须创造足够多的新观念,为了从中能够涌现出若干重要观念。对于人类历史而言,这些重要观念也就是海勒(Agnes Heller)所谓“文化创造”,是创造者被生存逼迫到无处可走时迸发出来的生命原始力量的创造。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依不饶非要知道当代断层以前的某一断层里发生过的重大的知识事件,你可能必须让自己陷入疯狂状态,将你自己逼迫到理性方式绝无可能应付的境地,然后,偶然地(以幂律描述的或然性),意义重大的体验降临了。

再换句话说,割断历史感,为了获得历史感。这是疯话,但你应当试着体悟这种疯话,否则你读不懂塔勒布。

 

“未知”主导这个世界

《21世纪经济报道》2008-07-14

□ 董志强

  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宣称,唯一真正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四百多年前,培根警告:当心我们被自己思想的丝线丝丝束缚;四十多年前,哈耶克告诫:人类应认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但人类并未在大师们的呼吁中,变得谦虚起来,反而自以为掌握着越来越多的知识而日趋自负。塔勒布的《黑天鹅》一书,再次深刻警示了人们如何受害于自己的无知,以及如何受害于对自己无知的无知。

  许多人认为世上诸事的状态服从正态分布,我们只需要关注平均的状态,因为特定个体不足以对平均状态产生大幅扰动。比如,随机挑选10000个人测度出他们的平均身高或平均体重,这时再加入另一个新人对平均身高或体重的影响将微乎其微。因为,即使这个新人的身高或体重是平均身高或体重的5倍(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啊),那么它对平均身高或体重的影响也不到万分之五,可以忽略不计。

  塔勒布把这种特定事件对总体的平均状态影响很小的世界,称为平均斯坦。对应于平均斯坦,他提出了极端斯坦这个术语来表示另一个与此对立的世界。在极端斯坦中,特定的事件将极大地影响总体的平均状态,或者说个体可轻易地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影响整体。比如收入的平均量常常就来自极端斯坦,你可以对刚才挑选的10000个人计算出他们的平均收入,然后加入一个新人。假设这个新人就是比尔·盖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平均收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收入分布并不是正态的,那10000个人财富仅占1%,而盖茨一个人的财富占了99%,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分布。

  世界上的事件和现象,大都可以归入平均斯坦或者极端斯坦这两种模式。体重、身高、卡路里摄入量、餐馆老板的收入等等,它们来自平均斯坦;而财富、收入、单个作者图书销量、名人的名气、城市人口、特定词汇的使用频率、地震的损失、金融市场、商品价格、通胀率……等等,则来自极端斯坦。极端斯坦的清单将比平均斯坦长得多。而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也正越来越多地遭遇来自极端斯坦的问题。既然如此,人们惯于以其偏好的平均斯坦观念去处理来自极端斯坦的问题,必然会麻烦重重。

  比如说,过去1000天所发生的事件能够决定第1001天会发生的事件吗?这个问题正涉及到“黑天鹅”之由来。中世纪的欧洲人一直以为天鹅是白的,因为他们所见到的天鹅都是白的,所以人们也就简单地推测所有的天鹅都应该是白的。但是1647年,荷兰航海家在澳洲发现了黑天鹅,推翻了长期以来的欧洲人的信念。过去不能证明未来,人们不能只靠过去的经验去判断未来。

  又比如,我们读人物传记时,很可能发现那些在商业上成功的人,往往具有勇气、冒险、乐观等个性和精神。很多人于是推断这些特点将有助于个人的成功。但果真如此吗?未必!因为,曾经有千千万万敢于冒险的人们在努力奋斗,他们绝大多数恰恰是因为冒险的策略而失败了;这就是说冒险并没有为他们获得成功提供额外的帮助。只不过,失败者从来不写回忆录(即使写了也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读者们也不愿意花钱去购买一个失败者的故事),结果我们所看到的传记只是那些成功者的;但他们仅仅因为在冒险中更“幸运”才成功了,而不是冒险帮助他们成功。这就是沉默证据的问题:我们看得到的常常并不能说明问题,恰恰是我们未能看到的证据才揭示了问题的真相。

  再比如说,面对这样一道题目:假设一块公正硬币每次正反面出现几率相同,那么抛出99次都得到正面后,第100次抛出得到反面的概率是多大?许多接受过良好统计学教育的人,会回答“50%”,他们说在你的假设下每次抛硬币的结果是独立的。但是那些对统计学并不精通的人,却极有可能认为,第100次出现反面的概率不到1%。仔细想想,他们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公正硬币连续99次出现正面向上的概率几乎为0,既然如此,那么99次得到正面后,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枚硬币被人做了手脚,它不再是公正的了。这个题目的两类回答者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一些受过良好学科教育的人,却只是在条条框框内思考问题;而另一些在学问上看来并不那么聪明的人,却跳出了条条框框,他们在科学和学问的竞赛上将没有优势,但在适应真实社会生活方面却有可能更成功。这种游戏谬误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在校学业优秀的人最后一事无成,而那些学业落后的人却在赚大钱。因为学校知识的简化与反启蒙性阻碍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

  甚至在问题的预测方面,人们通常接受的“专家更可靠”的观念,也是难以成立的。“专家”只是一群习惯“筛选”的狭隘思维的人,只有在那些事物不断重复而缺少变化的领域,专家才可能更具优势;对于变化频繁的领域,专家并不比普通人更具优势。所以,宇航员、飞行员、象棋大师、物理学家、理论数学家、会计师、精算师……这些的确是有优势的专家;而证券商、精神病医生、招生考官、情报分析员、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师、政治科学家、风险专家……这些所谓的专家在预测未来方面,并不会具有超越常人的优势。原因在于,在那些充满极端斯坦事件的领域,“黑天鹅现象”将会出现。

  塔勒布所谓的“黑天鹅”,具有不可预测、影响极端并且难以事后解释的性质。如果把我们的知识分成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三个领域,那么黑天鹅现象属于未知的未知领域。人类习惯上关注已知和已知的未知两个领域,但问题是对我们影响最为深刻的事件,常常来自未知的未知领域。所以塔勒布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知识习惯相反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的世界是由极端、未知(对我们现有知识而言)和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物主导的;而我们却一直把时间花在讨论琐碎的事情上,关注已知和重复发生的事物。

  极端斯坦造就黑天鹅现象,对黑天鹅事件的无知又产生前面提及的证实谬误、叙述谬误、沉默证据和认知扭曲、过滤性错误等等。这导致我们可能错误地解读了人类社会和历史。我们以为很多发现是人类努力的结果。但事实是,发现的经典模式常常是:你寻找你想要的东西,结果却发现了另外的东西。哥伦布为了寻找到达印度的新方法,结果发现了美洲;彭泽斯以为鸟粪导致天线的噪声,结果因为寻找鸟粪却无意发现宇宙背景微波辐射,为复兴大爆炸理论奠定了基础。今天深刻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计算机和网络,也是出人意料地发展起来的。这些都是黑天鹅现象。黑天鹅现象的存在使得历史并不是缓慢爬行的,而是活蹦乱跳式地发展的。因此,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常常难以预测也难以解释。当然,这样的思想对于某些读者并不陌生,因为在哈耶克、波普尔、熊彼特等人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子。

  那么,作为总希望创造美好未来的人类,应如何应对黑天鹅事件呢?塔勒布的建议是:一半对一半。一半时间对自己的事务超级保守,一半的时间则超级冒险,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在大家冒险的地方实行保守主义,在大家谨慎的地方则冒险;不要计较小的失败,但要提防最大的终极性的失败;不要担心人所共知的骇人听闻的风险,而要担心更为险恶的不为人知的隐蔽风险。当然,心态也很重要:应该藐视命运,珍惜幸运。我们能够活着本身就是极大的运气、一个可能性微小的事件、一个极大的偶然,“活着”本身就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最后,我特别将本书推荐给商业领域和学科领域的朋友们。对于前者,由于商业领域的问题常常来自极端斯坦,所以我想阅读这本书将会令您获得更为谦虚和明智的商业决策理念。对于后者,本书或许可以让我们跳出学科所局限的狭隘视界,对学科的教条保持一丝质疑。

分类:随手摘录
  1. Ting
    2008年07月26日 7:58 下午

    好长,原谅我没耐心全看完

  2. Yao
    2008年08月4日 5:30 上午

    符合我对经济和现实的理解,呵呵。
    所以我的感想是,学经济越久,越没法相信这门学科。
    http://www.bullog.cn/blogs/laoyao/archives/136437.aspx
    有关为何有些信息易于传播,这篇文章不错。

  3. Unknown
    2008年08月31日 6:25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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