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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知兴:被批评的商学院

2007年05月7日 发表评论 Go to comments

肖知兴:被批评的商学院。摘录两段:

关于研究型商学院中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冲突:

研究型学校为什么不能与实践联系得更密切一些,研究与教学并重呢?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INSEAD最初是教学型学校,自1989年设立博士项目起来,逐渐重视研究,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成为教授评价的最重要的标准。结果是教授队伍里逐渐形成了以研究为核心和以教学为核心两种针锋相对的文化,两种文化冲突之剧烈,有时候甚至到了外人无法想象的程度。教学型教授嘲笑研究型教授的研究项目琐碎、无聊,纯属浪费生命,大多数论文印出来没有人看,甚至连印刷这些论文的纸张的价值都不如:“99%的论文如果没有发表,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不会有任何不同”。研究型教授则嘲笑教学型教授不懂文献,不讲逻辑,张口即错,完全是误人子弟。我亲身经历的一次是一个教书很好的年轻教授以《不受欢迎的文化》做一个午间讲座。题目刚写下,就遭到学校的著名学术权威对这个题目的质疑:文化的定义就决定了文化是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预设,什么叫“不受欢迎的文化”?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光为这个题目就辩论了三四十分钟。研究和教学都好的教授自然也有,但绝对属于可遇不可求的情况。普遍的共识是,教学与研究几乎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行当,同时做好这两种工作,要求教授具有一种几乎类似双重人格一样的多维度能力,确实不易。

关于毕业生流向与商学院的研究型化趋向:

从学生的角度看,大家进商学院,名正言顺的目的是上学,学东西,但大家心照不宣的目的还有两个:扩大朋友圈子、提升社会地位。商学院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功能的最好体现是毕业生两大去向:投资银行与咨询公司。因为这两个行业提供的服务的特征,加入这些行业的年轻人往往拥有很多与工商界的高层打交道的机会。这种机会自然会为这些行业的年轻人的职业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优势:与同龄人相比,他们往往能够更快、更早地挤身工商界的核心圈。典型的例子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生郭士纳从麦肯锡到America Express,到 Nabisco, 再到IBM的职业发展过程。一两年时间、几万美元的学费换来这种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实现蛙跳的机会,自然非常值得。如果商学院的背景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蛙跳,他们在商学院学了什么的知识与能力,是否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倒成了第二位的问题了。所以,对于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商学院的地位以及录取比例的悬殊,而不是学习的内容。商学院的地位,又来源于商学院之间的竞争。商学院靠什么竞争?自然离不开教学与科研。而与科研相比,教学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流通性又较差,出头彩的难度要大一些。这个出人头地的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要靠科研来担任了。所以,不管大师们怎么批评,如果商学院的毕业生主要流向是投资银行界和咨询界,而不是工业界,我估计,研究型商学院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总体方向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的。

分类:随手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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