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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 the world Michael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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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癒這世界 麥可傑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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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告别时
校园里弥漫着喜悦、期待、伤感的气氛，又一届毕业生要陆续离校了。
想起自己本科毕业时离校的情景，依稀记得我走的那天下着雨，有足够伤感浪漫的条件，但这与我无关，那时心中更多的是终于可以自食其力的喜悦和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不过，自己还是被离别前某个聚会上有人唱费翔的《我怎么哭了》给弄哭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似乎主要是喝酒了，醉生梦死地过了两周，送走了同学，想着自己还要继续学业，离别的感受不是那么强烈。博士毕业走的时候也是喝酒，师弟们把我喝醉了送上了火车，那时多的是终于结束了的解脱，倒也没有怎么伤感。在读博期间，每年看着那些本科生生离死别的场景，已经有些漠然。记得有一年毕业的时候似乎很流行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很多毕业留念的FLASH都是以此为背景音乐的，学校的广播也在播放这首歌，所以现在再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恍惚又回到了当时。
人生要经历很多离别，因为时间走得总是太快。祝福即将离校的同学，一路珍重。
组织环境、管理者认知和战略决策
组织环境、管理者认知和战略决策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9 Issue 13, December 2008简介
曾宪聚1 吴建祖2
1 香港城市大学管理系，香港
2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兰州，730000
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决策？这是战略管理研究文献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对此的解释，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经济学的观点，二是认知科学的观点。前者认为高层管理者是完全理性的，产业结构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时机和效能。而后者认为有限理性阻碍了高层管理者对组织环境的全面理解，高层管理者对环境的主观表征驱动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后续的战略行动。两种观点各行其道，经济学的观点关注企业战略决策的跨产业差异以及产业结构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忽略了管理者认知的作用；而认知科学的观点则强调在某个产业内管理者认知对战略决策的决定作用，很少考虑产业结构的特性。这种分离制造了两种视角之间人为的边界，从而限制了我们对战略决策的整体理解。
Nadkarni和Barr在2008年最后一期《战略管理学报》（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MJ）上发表了题为“环境情境、管理者认知和战略行动：一个综合的观点”（Environmental context, managerial cognition, and strategic action: an integrated view, p 1395-1427）的论文，他们认为，管理者认知是产业环境与战略决策之间关系的中介。文章主要回答两个问题，1）产业环境影响管理者认知吗？2）管理者认知是产业环境和战略决策之间关系的中介吗？
战略决策和组织的心理学观点认为，高层管理者的认知局限阻碍了其对组织环境的全面理解。高层管理者通过其关于组织环境的主观表征来观察当前企业的活动及其战略决策。换句话说，是关于组织环境的主观表征而不是组织环境本身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本文关注高层管理者关于组织环境的两类主观表征，一是注意力焦点，二是环境-战略因果逻辑。
注意力焦点是指高层管理者关于其组织环境的主观表征被一个（或多个）优势概念占优的程度。根据企业的注意力基础观（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理论，高层管理者接收到的大量战略信息往往超过了他们的认知能力，解决这种认知超载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是选择性注意过程。高层管理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认为最恰当的领域，而选择性地忽略其它。注意力焦点为高层管理者提供了一种识别问题的过滤器。过去的文献强调了组织内部情境（比如，组织结构，资源，政策和程序，沟通渠道等）和绩效对管理者注意力焦点的影响，但没有研究组织环境（比如，竞争，管制，宏观因素，技术等）对注意力焦点的影响——尽管战略决策与组织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战略研究的重要问题。战略管理研究文献将企业的组织环境分为两大类：特定环境和一般环境。前者是指直接与企业交易的环境（比如，竞争对手，供应商，客户等），而后者则包括更宏观的维度（比如，社会，人口，经济，政治等）。本文主要研究高层管理者对这两类环境的注意力焦点。
关于环境-战略因果逻辑，则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环境决定论，二是战略主动论。前者认为，高层管理者首先识别企业所处的环境，然后制定战略以适应这种环境。而后者认为，高层管理者可以通过制定战略创造适合企业的环境。
本文用产业速率（industry velocity）来测量产业环境，用企业的战略反应速度来测量企业的战略行动。产业速率反映了产业环境的变化速度（即变化的频率和变化的时间幅度）和不确定程度。而战略反应速度则用环境变化事件发生与企业首次对其做出战略反应行动之间的时间测量。研究表明，首先，产业速率影响高层管理者认知表征的结构。具体讲，产业速率越大，高层管理者注意力越集中在特定环境而不是一般环境；同样，产业速率越大，高层管理者越倾向于认可战略主动论而不是环境决定论。其次，高层管理者认知表征的结构又反过来影响其对组织环境变化做出战略反应的速度。具体讲，高层管理者将注意力集中到哪类环境，则对该类环境变化的战略反应速度就越快。而高层管理者越认可战略主动论，则其对环境变化的战略反应速度越快；反之，高层管理者越认可环境决定论，则其对环境变化的战略反应速度越慢。最后，实证研究表明，高层管理者的注意力焦点和环境-战略因果逻辑对产业速率和企业战略反应速度具有中介作用。
这篇论文通过将战略决策的经济学观点和认知科学观点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全面更科学的理解高层管理者战略决策的框架，并为正在兴起的战略的注意力基础观（attention-based view of strategy）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洞见和方法。该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高层管理者信念的形成、信念与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环境、管理者认知和战略决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本文为我们提供了测量管理者注意力焦点和环境-战略因果逻辑的有效方法，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当然，正如作者所言，本文只是说明了组织环境和管理者认知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没有说明组织环境是如何影响管理者认知的。此外，作者研究了高层管理者对环境变化的认知对战略反映速度的影响，但忽略了具体的环境变化事件（比如管制政策的改变、新技术的出现等）对管理者认知的影响以及进而对企业战略反应速度的影响。
《战略管理学报》是战略管理协会（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的官方期刊，是战略管理研究领域顶级的学术期刊之一，也是组织和管理研究期刊中位居前十的期刊之一。SMJ几乎涵盖了战略管理所有研究方向，包括战略资源配置、组织结构、领导力、创业和创新、战略规划和决策过程以及评估和理解竞争、技术、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方法和技术等。SMJ是月刊，每期的文章不多，一般只有5篇左右，分“研究论文”（Research Articles）和“研究笔记和评论”（Research Notes and Commentaries）两个栏目，前者是主体，后者每期有一篇文章。研究论文一般都运用规范的管理研究方法，主要是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的方法，也有一些文章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仿真的方法。本期除了前面介绍的这篇文章外，还包括下面几篇：
研究论文（Research Articles）
1. Aija Leiponen的“客户关系中的智力资产控制：创新的含义”（Control of intellectual assets in client relationships: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p 1371-1394）在产权理论的框架下，以B2B企业的经验数据为基础，研究了决定和影响智力资产控制权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那些保留对自己智力产出控制权的外包服务供应商更具有创新精神，所以，服务企业需要平衡对外包活动的控制权和供应商投资于学习和创新的积极性之间的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服务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及在服务项目中的不可替代性与它们保留对自己智力产出控制权的能力正相关。
2. Jack A. Nickerson和Todd R. Zenger的“嫉妒、攀比成本和企业经济学理论”（Envy, comparison costs, an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firm, p 1429-1449）运用社会攀比成本的概念，研究了组织失灵（或科层失灵）的原因和后果。作者认为，社会攀比成本源自社会攀比过程和嫉妒。现有的企业经济学理论文献关于市场失灵的研究很多，但很少有关组织失灵以及管理者该如何减少这类失灵的研究。企业经济理论解释何时企业替代市场，何时市场替代企业。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促使企业替代市场，从而扩大了企业的边界；而本文则认为嫉妒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攀比成本促使市场替代企业，从而缩小了企业的边界。具体讲，企业规模的扩大将增加组织失灵的可能，这是因为规模的扩大导致企业的社会攀比成本激增并阻碍管理者优化激励和生产。同时，企业范围的扩大也增加了组织失灵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企业的业务多样性带来的攀比成本会随着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此外，作者还研究了社会攀比成本是如何通过生产技术和薪酬体系的选择影响企业的组织结构设计的。
3. Jérôme Barthélemy的“机会主义、知识和特许连锁的绩效”（Opportunism, knowledg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franchise chains, p 1451-1463）认为，在同时存在特许连锁和自建经销网点的情况下，企业提供给自建经销店的资源与特许连锁店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企业的治理结构。而机会主义和知识因素阻碍了那些特许连锁所占比例较大企业对诸如品牌、企业实践隐性知识等资源的充分利用。
研究笔记和评论（Research Notes and Commentaries）
4. Michael Gibbert, Winfried Ruigrok和Barbara Wicki的“何谓严谨的案例研究？”（What passes as a rigorous case study?, p 1465-1474）通过分析1995-2000年之间发表在十种顶级管理研究期刊上的案例研究文章，研究了案例研究作为提出和检验理论的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复杂性。文章认为，案例研究强调外部效度，但牺牲了内部效度和构念效度。通过比较最顶级的三个期刊（AMJ, ASQ和SMJ）和其它七个期刊的案例研究，作者给出了何谓严谨的案例研究的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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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曾宪聚, 吴建祖. 组织环境、管理者认知和战略决策——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9 Issue 13, December 2008简介[J]. 管理学家（学术版）, 2009, 2(3): 73-75.
卫生管理（Health Care Management）
上周参加了一个有关公共卫生的会议。我对此领域完全陌生，之所以参加这个会是因为被别人拉去当了相关项目的『专家』。
下图是一个开会的笔记：
美国管理学会（AOM）对于卫生管理（Health Care Management）领域的描述如下（翻译部分是我加的）：
Health Care Management
Specific domain: the health care industry.
Major topics include:
- performance of health care workers and organizations; 卫生工作者和组织的绩效
- public policy issues, such as access to care, competition, cost control and quality of care,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managing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公共政策问题，如卫生保健的取得、竞争、成本控制和卫生服务质量等，以及这些政策对管理卫生组织的含义
- health care finance and marketing; 卫生财务和营销
- and empirical or conceptual application of theory in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even on topics that might also fall within another division’s domain. 相关理论在卫生组织中的经验或概念应用，有些主题可能横跨其他领域
管理研究中的规范方法
【按】下文发表在2009年第1期《管理学家》（学术版）『国外学术期刊综述』专栏。该专栏由曾宪聚博士主持，邀请我客串。我写了前半部分的『述』，曾博士写了后半部分的『评』——而我推荐大家读的正是本文后半部分。我一直在向同事、研究生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在他们眼里，或许我已经有点方法论偏执狂了。其实，我之所以如此，正如王国维当年关于中学西学之观点，国内管理学研究，实无方法之患，而非定量定性偏重之患。所谓矫枉要过正，大体如此。但是，随着对管理研究的理解不断深入，越来越感到管理思想之重要，管理实践之重要。顺便说一下，这种对管理学顶级期刊最新论文进行评述的形式，当年北望兄在其倡导的《展望》电子期刊中已经做了尝试（《展望》主要是对经济学期刊论文的评述），遗憾的是《展望》未能持续。
要在管理研究中实现实践问题之“道”与科学方法之“术”的融合，确乎是任重而道远。如果管理本质上是“情境依赖的（context-dependent）”和“试错的（trial and error）”，那么，那些旨在寻求“普遍性”、“确定性”关联的方法的可靠性都是值得怀疑的。要解决管理研究中方法论的合法性问题，不同范式的比较是途径之一，更重要地，是提倡真正的科学精神。以“在路上”的姿态前进着的管理研究，需要一切以“在路上”的姿态前进着的管理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管理研究中的规范方法*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34 Issue 2 2009述评
曾宪聚1 吴建祖2
1 香港城市大学管理系，香港
2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兰州，730000
对于规范方法（formal methods）在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支持者主要强调管理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而反对者则强调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以及管理理论的情境依赖特性，认为管理研究不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从当前所谓的主流研究来看，前者占了上风。根据最新一期（2009年2月）《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MR）的说法，规范方法一般包括数学模型（mathematical model）、仿真（simulation）和形式逻辑（formal logic）的方法，它们都强调论证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强调从概念、命题到理论的逻辑一致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纯文字的演绎论述。规范方法有哪些优点？它们如何应用到管理研究中？这是本期AMR所关注的问题。
作为在组织和管理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顶级期刊，AMR近十年所发表的论文几乎没有采用上述的所谓规范方法。其中的原因何在？是规范方法不适合管理研究，还是学者们没有很好地掌握相关的方法？本期专题的组织者认为，这二者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一是学者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规范方法相较非规范方法的优势，从而他们认为在阅读和理解规范方法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是得不偿失的。二是那些使用了规范方法的论文作者不会考虑将AMR作为目标期刊，因为过去它几乎没有发表过使用规范方法的论文。
本期专题有8篇论文。第一篇是对本期论文的导读，其它论文分别运用数学模型、计算机仿真和形式逻辑等规范方法研究了诸如新企业的进入、协调和激励、组织行为等方面的问题。下面对这几篇论文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前面三篇论文研究了新企业的进入问题。Parker和Alvarez在题为《新兴企业和控制权的分配：贝叶斯方法》的论文中，研究了两个创办人应该如何分配新企业的控制权的问题。他们研究发现，尽管从完全理性的角度看，应该把企业的控制权给予能力较高的创办人，但是，有趣的是，在主观理性的作用下，企业往往把控制权给了相对较乐观的企业家。控制权的这种不合理的配置往往导致新企业的表现不佳。Ganco和Aggrawal则运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采用在组织复杂性模拟中常用的NK模型，研究了多样化进入者与初创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以及环境是如何影响这种差异的。研究发现，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多样化进入者的绩效好于初创企业的绩效。最后，Kuilman、Vermuelen和Li研究了环境的特性如何影响新进入者的生存概率。具体讲，他们研究进入者在进入时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对进入者生存概率的影响。对此，现有的实证研究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则将产业中企业的数量作为一个变量，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接下来的两篇论文研究了协调和激励的问题。Postrel将目标模糊性引入对联合生产中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研究中。他指出，目标模糊性将导致联合生产中努力分配的失败。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协调和目标的清晰性对团队绩效具有协同效应。同样，Coff和Makadok讨论了明晰的管理的重要性，他们试图回答：委托人（雇主）如何避免代理人（雇员）的搭便车行为？他们认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管理者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权威、激励和所有权。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就可以形成最优的激励合约。
最后两篇论文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组织行为学的新视角。Cowan和Jonard研究了联盟建立的问题，他们的模型表明成功的伙伴关系需要两个企业具有适当的相似特征。Péli通过对环境变化与适应性概念的改进，借助于合乎逻辑的形式化方法，调和了组织生态理论在现有表达形式下所得出的矛盾结论，使之达成了一致。
从对假设条件的阐述和命题形成方法的角度来看，数学模型、仿真和形式逻辑这三类规范方法各有特点。数学模型方法首先设定有关研究问题的一系列假设条件，然后运用数学方法证明有关命题。与数学模型不同的是，仿真方法由计算机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运行相关模型以验证有关命题，当然它们同样需要设定模型的假设条件。而形式逻辑则将自然语言表述的假设条件转化为符号逻辑，然后用自己的一套方法去证明蕴含于其中的相关命题。相较于纯文字的思辨方法，它们所具有的共同优势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更加精确和透明；2）更具有逻辑一致性；3）更可能识别预料之外甚至是违反直觉的含义。
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方法并非没有局限。比如，数学方法有时需要令人讨厌的假设条件，更要命的是，有时候这些假设条件是不符合真实情形的。仿真则只能证明一组输入和输出关系的存在性，但不能确定一系列条件的必要性。而形式逻辑也不见得能够从诸多争论中得出共识与定论。方法之优劣，其实全赖于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科学问题之内在需要。
如果建立起方程式就可以解决管理问题的话，那么，不管需要建立多么复杂的方程式，从事实践的管理者都是愿意的，就连从事研究的理论家们也都是愿意的——他们终于可以摆脱被实践者不断追问和不断质疑的尴尬而去做一些更加快乐的工作了。可惜，再也没有人相信通过方程式就可以解决管理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人”的管理问题）的这种鬼话了——即便是真的可以建立起这样的方程式，那个能够建方程的“人”也不会做出这种选择，只要他还有起码的、哪怕是一丁点的自由精神——因为他可以肯定的推算出来，这样的方程式意味着他也只是此间的一个参数而已，分立于他头脑中的属于他个人的“知识”将不再能够得到运用，遑论“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了——如果他明白了这是一条“通往奴役的管理之路”，并且他自己也是其中被奴役的一员，那么还有谁人愿意来建立这样的方程式呢？
AMR专门提出“管理研究中的规范方法”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安迪正是凭借着其所拥有的知识与眼界，凭借着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凭借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才没有被“体制化”（体制化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排斥它，后来你习惯它，直到最后你离不开它）所异化。
学者们致力于“为人类贡献知识”，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要想尽可能避免那些鱼目混珠者“窃取”荣誉之事的发生，学术界就试着去要建立“体制”，确保尊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体制化”的现象在学术界也发生了。抛开其它方面不说，源自于学术圈子内部对所谓的“主流方法”的不恰当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管理研究中“自娱自乐”的现象，从而使得本身重要的学术研究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手中被迫变成“关起门来成一统”的游戏。如果管理研究要靠社会的“理解与尊重”（其实是某种意义上“包容”）才能摆脱其“尴尬”地位，这岂不是一种新的、或者说最大的“尴尬”吗？
话题似乎扯远了。AMR希望借助于本期专题，告诉读者和审稿人充分认识到使用规范方法构建管理理论的价值，并且传递这样的信息：AMR欢迎使用规范方法的论文，并欢迎管理学者经常使用这些方法。但事实是，如果没有对管理实践问题的深刻认识，没有整个评价机制及其背后体制的转变与完善（这也是实实在在的管理问题啊！），我们很难想象管理研究的地位会有真正的改变。
管理研究必须强调研究方法的严谨与规范（否则人皆可以成“学家”），但更重要的是，在坚持这一点的同时，一定要明白我们所研究的管理问题在真实世界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一言以蔽之：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技术方法与科学问题要统一。可以想见，一定会有人质疑说：管理研究目前的尴尬地位未尝不是因为研究者对规范方法运用和坚持得不够所致？是的，存在这种可能性。但不应忘记的是：“箭”不论造得多漂亮，如果只是想让它“藏之名山，传于后世”，而非瞄准“箭靶”，则始终难副“箭”之名实。
这一期的论文可能预示着AMR办刊导向乃至于自身风格的一种转向（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但愿能进一步促进管理研究者对真实世界的理解从而赢得管理实践者对管理学术研究真正的尊重，最终促进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对这一期AMR论文的阅读，我们再一次发现：要在管理研究中实现实践问题之“道”与科学方法之“术”的融合，确乎是任重而道远。如果管理本质上是“情境依赖的（context-dependent）”和“试错的（trial and error）”，那么，那些旨在寻求“普遍性”、“确定性”关联的方法的可靠性都是值得怀疑的。要解决管理研究中方法论的合法性问题，不同范式的比较是途径之一，更重要地，是提倡真正的科学精神。以“在路上”的姿态前进着的管理研究，需要一切以“在路上”的姿态前进着的管理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主任基金项目：管理学在中国：历史、现状和未来（No. 70840007）资助。感谢韩巍博士的评论意见，文责自负。
引用本文：曾宪聚, 吴建祖. 管理研究中的规范方法——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34 Issue 2 2009述评[J]. 管理学家（学术版）, 2009, 2(1): 74-76.
问卷设计和抽样
晓洪同学上午来问有关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方法的事，包括问卷设计、实地访谈、抽样等。由于对课题背景和内容都知之甚少，所以没有给出什么具体的建议。中午看到正在四川震区调研的红芹同学的日志『调研的初步总结』，中间也谈到问卷设计和实地访谈的问题。最近，我正在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做一个研究的问卷设计，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关于问卷设计。首先，很多研究用的问卷没有进行任何信度和效度分析，问卷题项的设置随意性太强，有些甚至存在自相矛盾、相互包含等逻辑混乱。其主要原因一是研究者对文献不熟悉，没有去查阅和借鉴相关研究和量表，二是研究者缺乏开发新量表的能力和方法。其次，问卷的语言只有研究者自己明白，受访者很难理解或者会错误理解。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研究者由于对所研究的东西非常熟悉，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别人对自己所问的问题也很熟悉。此外，研究者没有考虑受访者的教育经历、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等，这是更高一级的要求了。最后，大多数研究者在进行问卷设计时没有做预调查（pilot test）。许多问卷在正式使用前，如果先在小范围内（比如同学、朋友等）做一些调查，听听受访者的意见，就会有很大的改进。
除了问卷设计，抽样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技术，不科学的抽样方法将使得所有的调查研究失去意义。关于具体的抽样方法，各种统计学的教科书讲得都很多了，此处不再赘述。最基本的，要分清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等抽样方法。当然，上面说的都是概率抽样（或者说随机抽样）的方法，还有一些非概率抽样（或主观抽样）的方法，诸如方便抽样、配额抽样、判断抽样、连续抽样等等。了解了这些，大约就不会出现诸如『连续分层整群抽样』这样语焉不详的抽样方法了。
顺便说一下，在具体的研究中，到底是做好了研究设计之后再进行调查研究，还是先开展调查研究然后再逐步完善研究设计，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过分强调研究设计的重要可能会使研究久拖不前，而忽视研究设计可能会使得前期的调查研究费时耗力却不可用。我个人主张先做好研究设计再开展调查研究。而要想做好一个研究设计，问题选取、文献阅读、研究方法论、研究方法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其中，文献阅读和研究方法是很多研究生所欠缺的，这两者都需要下死功夫，需要沉下心来，而且很耗体力。
推荐阅读材料
对于调查研究方法建议感兴趣的朋友阅读下面这本书：
劳伦斯·纽曼. 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尤其是研究行政管理的朋友，这本书可能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其实，整个管理学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也是目前很受关注的一个趋向。换句话说，管理学在研究方法上更靠近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学和数学。
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徐云杰博士的《社会调查研究》（PDF下载）书稿很值得一看。
最后，对于那些想深入掌握组织和管理研究方法的朋友，这本书是必读的：
陈晓萍, 徐淑英, 樊景立.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念廿不忘
中午与几个研究生吃饭，偶然提及廿年前的今天，几乎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有人根本没听说过此事）。这不怪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大多6-7岁，而后来又没有任何官方和民间的记录可提供给他们，不知道是正常的。这或许正是官方所追求的效果，集体失忆，然后最终淡忘，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的同龄人，经历了那件事的人们，有些大约已经接受了官方的说辞，觉得当年行为的幼稚，从而成熟地变成当初他们反对的人；有些则成为彻底的政治虚无主义，醉心于金钱或/和美色，并在这个信奉丛林法则的社会中游刃有余；有些则在反思，在执着地向人们提及，但在严格的言论管制下，艰难而影响甚微。
对于用所谓『大局需要』『长远发展』『稳定重要』等等为责任人辩解，或者证明学生幼稚的人，我不再与其进行任何解释和争论。
